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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去海外看医生?
2018-07-02 15:33:58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35岁的IT工程师沈从武是在脑胶质瘤国内医治无果后选择去海外治疗的。在那之前,沈从武在国内最好的脑神经外科医院天坛医院确诊为低级别脑干胶质瘤。在天坛医院住了近3个月时间,天坛医院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但是出院几个月后,沈从武病情恶化,开始出现吃饭、喝水会被呛到,口齿不清以及走路不平衡等症状。

病情发展快速,国内医院又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无奈之下,沈从武通过在线海外就医平台推荐,选择了德国汉诺威神经科学研究院(INI)。

到达德国第三天,沈从武进行了6小时的手术,之后进行术后评估,康复,回国治疗。

后期治疗仍然需要继续,不过沈从武和妻子感慨最深的是,之前在北京光是等待的时间就花了几个月。而从与中介机构接触,递交病历资料、加急签证到进行手术,术后语言治疗和康复训练,综合评估出院,前后一共仅花了2周时间,3万多欧元。虽然相对于国内治疗价格更高,也没法纳入医保报销,但对于年收入50万的沈从武来说,也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

中国医疗资源紧张的现状以及与海外医疗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多病患选择海外就医。公开数据称2017年中国到海外就医的人数已突破60万人次。海外就医虽然不再是超级富豪们的特权,但仍然是一项费时费心费钱的大工程。不过,对于迫切“抓住生的希望”的病患来说,一切都是值得的。

癌症患者:奔着更好的治疗方案和药物而去

根据Analysys易观2017年发布的中国海外医疗旅游市场专题研究报告,重症治疗、 海外体检、生育辅助、 医学美容是在线海外医疗市场前四,其中,重症治疗(癌症、肿瘤)占比40.8%,体检和生殖辅助紧随其后,分别为28%和14.6%。

图表来源:易观

海外就医服务机构春雨国际CEO熊娟认为,对于沈从武这样的重症患者,海外就医提供了第二诊疗意见以及新药的可能性。

重大疾病的治愈率客观上的差距促使重症仍然是海外医疗市场的主流产品。

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程书钧院士在今年四月的一个肿瘤防治论坛中称,目前中国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在31%左右,而发达国家达到了70%至80%。

中美对于疾病的治疗路径存在较大不同。国内确定癌症后,通常先进行手术,再做病理切片,国外先做病理切片,把病灶分析清楚,最后做根治性手术。国内病理作为辅助科室,人才,技术差距较大。而且国内是单科治疗为主,国外则倾向于综合治疗,一个医疗团队来整体全面做方案。

比如全美医院排行榜Top10榜内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ohns Hopkins Hospital)在介绍自己时,就强调”会使用多学科的方法,这意味着当病人来护理时,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合作开发一个最佳治疗计划,其重点是治疗整个患者,而不仅仅是疾病。”

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药研发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已经在国外上市的新药要进入国内通常也要晚5-6年以上。公开数据,近十年来,在美国、欧盟、日本上市的新药有415个,在中国上市的76个,201个目前正处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和申报阶段。

目前普遍看好的PD-1,被认为是肿瘤免疫疗法中的主力军,目前有包括默沙东、百时美施贵宝、罗氏、辉瑞、默克等五家国外药企的产品上市。今年6月15日,2014年在国外获批的百时美施贵宝PD-1单抗药物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的中国上市申请正式获得批准。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批的以PD-1为靶点的单抗药物。

春雨国际CEO熊娟解释,美国的新药通常比国内上市早,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药上市,病人甚至有机会得到进组新药(尚在临床试验的新药)的试用机会,“新药对于病人来说是在争取机会,没准你就成了那个幸运儿。”

即便没有检查出重症,对健康管理越发重视的富人阶层也倾向于去国外体检预防疾病。

51岁的江强之前刚在日本进行了全面体检并切除肠道息肉。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江强是一家珠宝行老板,积累了不少财富,最近时常感到身体疲惫。在朋友们的宣传下,他决定去日本,体检的同时,感受一下日本樱花美景。

根据江强诉求,加上相关疾病史分析报告,中介机构为江强制定了全身体检项目计划,并且推荐了日本辻仲医院。

体检一切顺利,检查过程中,医生详细为江强讲解了目前他的身体状况,体检结束后将所有的影像资料留存,之后在日本辻仲医院使用内视镜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EMR)切除了长度1.8cm的息肉,观察24小时之后,江强顺利出院。

海外体检在早期癌症发现方面占据优势。如日本可以发现直径10mm以下的毫米、微米级绝大部分可能的早期癌症或超初期癌症。

国外体检医生会根据数据指标联合给出详细的体检诊断,还会有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针对体检者身体可能存在的问题作相关建议指导,让患者在早期接受有效治疗。

海外体检费用不低,尤其在美国,一般7500美元, 基因检测3000-5000美元,不过,喜马拉雅海外医疗服务机构创始人徐静文透露,以自身公司业务来看海外体检仍然成为海外就医的第二大选项,原因则包括“国外基因检测肿瘤技术先进 ”、“中国富裕人群越来越大”、“一些公司把海外体检作为对中高层员工的奖励计划。”

去海外生个孩子

生殖辅助产品是近年来增长较快的项目。除了申请绿卡等因素,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合法冻卵等也是吸引海外生育的主要原因。

根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计生委(未合并前)联名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的不孕不育发病率在 12.5%-15%,患者人数超过 4000 万,意味着8对夫妇中就有1对患有不孕不育问题。在二胎政策开放后,国内符合二孩标准的夫妻中有6000万女性在35岁以上。这部分高龄产妇想怀孕,也可能需要辅助生殖手段。

目前的试管婴儿技术已经进入到第四代,即线粒体移植技术。中国试管婴儿技术临床使用,多处于一代(即体外授精-胚胎移植,IVF-ET)和二代(卵细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阶段,少部分机构也提供三代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S/PGD)。

第三代技术用于在胚胎植入着床之前对早期胚胎进行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异常的检测,主要通过检测胚胎的23对染色体结构、数目,通过比对分析来检测胚胎是否有遗传物质异常。而第三代技术之所在国内开展较少,原因则包括费用较高,技术体系不够完善,筛查种类不够广泛,以及涉及医学伦理。

当然,采用第三技术并不是必须的,只有母亲经历反复流产,或者夫妻一方或双方患有诊断明确的染色体疾病或基因遗传性疾病才有“出动”第三代技术的必要。只存在排卵障碍或是男性精液减少等,第一代技术既可以解决问题;反复受精失败或是男方重度少弱精症时,则更多建议用第二代技术。

王霞属于经历了第一个孩子出现遗传性疾病问题的妈妈。在参加了赴美生子服务机构babyus邀请的美国生殖科学中心RSMC医院David Harari博士有关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讲座后,40岁的王霞动了海外生子的念头。

目前已经事业有成的王霞担心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家族遗传病能否提前筛查,此前她已经咨询过国内医院,都未能得到肯定答复。王霞的大孩子出生后确定患有一种遗传性不可治愈疾病,虽然不缺钱的她能尽量给孩子最好的环境,仍无法改变这种疾病的事实。因此对于第二个孩子,她的考虑是能提前筛查健康。幸运的是,在一对一咨询后,医生介绍,这种疾病是可以通过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筛查的。

而海外就医产品中排名第四的医学美容则不单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容整形,中国富人开始关注抗衰老和干细胞等技术。

《2014中国富豪健康白皮书》显示,中国资产千万以上的富豪中,抗衰老成为最大话题,大约有69%的人接受过不同类型的抗衰老治疗和保健服务。

2016年统计数据,高净值人群中对健康养生话题感兴趣的人群比例达到50%,健康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的主要需求,抗衰老的理念也逐渐向更加广泛的人群扩散。

不再高不可攀的海外就医

从重症治疗、生殖辅助、到体检、医学美容,中国人海外医疗加速发展。

2016年7月发布的《中国高净值人群跨境医疗健康白皮书》显示,2015年中国跨境医疗的市场规模为89亿元,预计2020年跨境医疗的市场规模会达到581亿元,年预期增长率可达50%。

在经历最初的患者自发求医之后,中国海外就医已经形成从病患、中介到海外医院的完整产业模式。最初的海外就医,通常都是有需求的患者自发地借助懂外语的朋友、家人牵线,寻找海外就医的渠道。之后看到海外医疗机会的中介机构开始针对高端小众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比如盛诺一家、翰翔仁和。

随着中国人国内外交流频繁,互联网技术成熟,诞生了春雨国际,微医等在线海外就医服务平台,沟通病患与国内外医疗机构,推动海外医疗的中端消费。

中美医疗服务机构喜马拉雅生物科技创始人徐静文经历了这一过程,出国之前,徐静文在广州医院当医生,出国后,可能因为曾经作为医生的经历,仍然能接到国内朋友的就诊问询,当这种问询越来越多,看到海外就医的需求,两年前成立了海外就医服务机构,更专业地做这件事情。

在他看来,以往存在信息不对称,导致部分中介可以忽悠价格,随着就医服务越来越透明,整体价格都在下降。

海外就医的用户也因此发生变化。易观报告描绘的核心用户此前是拥有绝对高收入,年薪百万以上的50-60后,而现在是家庭收入相对高收入50万左右的70-90后。

70-90后已经成为家庭的决策者,当家中长辈面对重症时,更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并接受海外就医,一方面这些用户大多拥有国际化视野,丰富的海外旅行经验,基本的语言能力和判断,一方面也因为在线平台机构为代表的服务商让服务更加透明化,价格更加透明,选择也更加多样化。

正规的服务机构流程一般是负责帮助组织病历,翻译成英文,联系医院接收,安排海外医生与患者面对面的远程问诊,给出治疗方案和预算 ,办理医疗签证,海外当地接待服务。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方式大大简化了病患的准备工作。

春雨国际CEO熊娟认为,借助互联网平台,“患者可以选择更加理性的治疗路线,可以先远程问诊,方案接受再去,以前大多数选择去美国,但美国几乎是所有海外医疗市场中价格最贵的,现在有更多选择。 美国一个肿瘤患者 30万美元 ,在日本可以控制到单次诊疗50万人民币。”

如果比较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海外就医地点,患者会发现可以有更多选择。

日本作为传统旅游地,因周到的服务和相对较低的费用, 已经成为海外就医重要市场。根据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报告,到2020年,仅以体检为目的的赴日中国游客每年就将超过31万人次,医疗旅游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5507亿日元(约合302.8亿元人民币)。

生殖辅助同样存在巨大价格差异,赴美生子服务机构babyus负责人王钰观察来看,美国、泰国是生殖辅助的主要就医地点,从价格上看,同样的服务,美国可能是泰国的将近2倍。

易观的数据显示,全球医疗旅游目的地按照受欢迎的强项来看,美国(肿瘤、试管婴儿),英国(肿瘤、心脏、神经),德国(肿瘤、骨科、眼科、细胞抗衰老)等欧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发达,日本(肿瘤、基因检测、温泉疗养),韩国(整形美容、体检、干细胞治疗),新加坡(体检、肿瘤、外科)等东亚国家服务和技术突出,印度(神经、眼科、心脏、瑜伽、静修)、泰国为代表的南亚国家则更具备价格优势。

图表来源:易观

根据美国斯坦福研究机构调研显示,全球医疗旅游收入预计在2017年达到6785亿元,而中国将成为世界医疗旅游的主要客源国。

海外医院的积极参与也让海外就医变得不那么高不可攀。 6月19日,梅奥诊所(Mayo Clinic)与上海千信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信雅)宣布,千信雅成为雅梅奥诊所在中国的RRF(优质转诊机构),为在美国梅奥诊所寻求治疗和体检的国内患者提供支持。这已经是梅奥在中国的第三家转诊机构。

海外医院在中国直接设立转诊中心或者通过海外医疗服务中介机构转诊以及宣传推广,已经成为常态。

通常中介机构们会定期在重点城市做线下推广,越来越多想在中国做宣传的国外医院,会主动来寻找春雨国际这样的机构来帮助他们做推广或是宣讲。

“国外医院大概也没有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一开始我们去海外找医院,挨个谈合作,现在会有海外医院主动到中国来寻找客户。” 春雨国际CEO熊娟介绍,例如美国的CHA、希望之城、SCRC,日本的辻仲医院、榊原纪念医院等都先后派出专家来中国开座谈会,与患者面对面交流。

春雨国际海外生殖部门负责人吴端悦举了一个例子,“泰国Superior ART医院今年主动来问春雨国际,要不要做推介会,其它中介也在约,她们需要先做排期,前两年半活动都是我们主动找过去。”泰国Superior ART医院是一家辅助生殖医疗机构。

而到了海外,除了服务机构会提供陪同以及翻译服务,海外医院也配备中文服务。

“对于中国病人来说,只需要一个电话或者登陆中文网站,会有一个讲流利中文和医疗知识的医疗礼宾引导病人完成整个就医过程。包括提前进行远程诊疗。”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国际部学术事务副主席兼医学总监Charles Weiner告诉界面记者,这几年到医院的中国病人增加了,医院有专门为国际病人提供的护理服务,包括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在巴尔的摩逗留期间,也会有专门的团队陪同病人就医,并为病人和家属提供指导和支持。”

良莠不齐的中介服务

中国高净值人群增加,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公司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达到158万人,全国个人持有的可投资资产总体规模达到165万亿人民币。中国私人财富市场规模十年增长五倍,这意味着可以支付海外就医的人群增加。

中国人海外出游更加便利,视野的开阔,对于海外就医的接受度增加;加上在线平台商的发展,让海外就医市场变得公开透明;看到市场机会的海外医院提供的更加便利的渠道,都在促使海外就医变得更加可及。

但是海外就医仍然是耗钱耗时的巨大工程,受制于多种因素,仍然只是少数人的选择。

海外就医需要翻译病例,牵涉到很多医学术语,不仅需要外语水平还要有较高的医学知识,主要还是通过中介完成,好的中介服务商非常重要。合格的中介会尽量帮助患者作出合适的方案,比如许多检查国内更便宜,会推荐患者先在国内做一些被认可的检查。

但是仅看2016年的数据,海外医疗的中介已经超过1000家,良莠不齐肯定存在,有调查显示,有超过30%的海外医疗用户遭遇了或多或少的不正规服务。

为了争取病患,有一些中介公司则强调自己是诸如美国麻省总医院、梅奥诊所等知名医院的国内唯一合作伙伴,“实际上国外那些知名的医院不可能与中介独家合作。美国医院向所有中介开放,如果个人语言水平和医学知识过关,自己也可以去就诊。“喜马拉雅徐静文说。

疾病复杂且具有个体差异,一个患者适用成功的治疗方案未必适用另一个病患。由于中介费用通常是按照比例提取,部分中介只管宣传效果,让患者花巨资去尝试,未必能得到想要的效果。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国际部学术事务副主席兼医学总监Charles Weiner也特别指出,医院在接受病人之前,必须先看病历、病理切片等资料,再由医生给出详细的治疗方案,国际部给出基于这个方案的预算,患者需要认真考虑决定是否前往医疗。

徐静文发现,不少患者一开始就冲着美国Top10的医院来,但是排名靠前的医院往往预约都难,价格也会高出普通医院30%。“在美国,医疗水平非常均衡,只要诊断结果出来,任何地方的治疗手术都是一样的,而且不同医院有不同专长,病患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病情选择专长的医院,否则前十医院排期不上,反而耽误了治疗时间。”

千信雅创始人张英也有同样观点。张英的父亲此前在美国做了心瓣膜手术,美国医院为盈利性质,可以自由定价,当时不同的医院都给了不同报价,曼哈顿中心的医院报价 16.7 万美元,佛罗里达一家医院则报价8.9万美元,张英为父亲选择了价格相对较低的医院,目前康复良好。

张英认为病患对于海外看病的理解需要纠正,不要以为海外看病是万能的,“目前海外看重症的,90%都是国内无法可寻了再去,但是那样的费用极其高,而且因为治疗方案已经打乱,效果也不好,如果刚确诊为癌症就去寻找方案,疗效更好、费用也节约。”

67岁的张志军是确诊癌症便第一时间去美国治疗的典型案例。才退休两年的张志军体检发现双侧结节,到最权威的中科院北京肿瘤医院,确诊为肺癌四期,给出的方案是手术,化疗。但是老先生不想折腾化疗, 刚好他的女儿女婿在国外生活过,于是马上通过远程咨询,再去美国梅奥诊所进行面诊,给出的治疗方案是不需要手术化疗,在梅奥诊所进行病理切片和基因检测之后,确定的方案是吃一、二代靶向药物即可,而这些药都是国内已经上市的,并且纳入医保。

因为靶向药也有耐药性,医院还要求张志军回国以后定期反馈结果。如果一代二代不行,再到美国吃新一代药物。目前张志军仍在国内用药,病情得到控制,而他去美国的诊疗费只有1.6万美元。

海外医院已经开始推广在线视频看诊的服务,通过中介或者转诊中心事先进行远程面对面诊断,决定是否适合到国外医治;国内一些大型医院也与国外医院有国际远程会诊合作,疑难肿瘤患者均可通过远程会诊,讨论制订最佳治疗方案,甚至不用出国治疗。

另外一种节约费用的方式,是通过保险公司与医院之间的第三方服务承接商,可以拿到更多诊疗费的折扣。张英介绍,美国医院公开报价上可以自行打折 ,比如自费病人缴纳现金会打折,而如果是保险公司的病人,折扣更高。比如千信雅和美国梅奥诊所、中国的保险公司达成三方合作,中国的保险公司也有赴美就医的重大疾病险,很多中国人都购有中国自己的保险产品,这样也可以报销部分费用。

费时费心费钱的海外就医是否是唯一选择?原本计划去海外就医的患者可能即将有新的选择。

今年3月31日,中国第一家社会办医的平台型营利性医院—海南博鳌超级医院正式开业。在博博鳌超级医院,允许使用未在国内上市过的新药品、新器械、新疫苗。今年5月30日,九价HPV宫颈癌疫苗率先在海南博鳌超级医院的和睦家诊所开始接种。

从医疗团队来看,已经有8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达成与博鳌超级医院的合作,并计划引入全球顶级专家。

海外市场的新药加快了进入中国的速度。今年4月12日、6月20日,李克强总理先后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加快进口新药上市作出系列重要部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焦红6月22日介绍,近期药监局加快批准了7个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境外新药上市。其中包括预防宫颈癌的九价HPV疫苗、治疗丙肝的第三代索磷布韦帕他韦片等。像罕见病、临床急需、媒体关注的抗艾滋病、抗肿瘤等相关药品,纳入优先审批通道,加快审批。预计这些产品能够缩短1-2年时间进入中国市场。

“应该说短期来看,不会改变患者去海外就医的现状”,徐静文分析,改变主要得从长期来看,“毕竟再快还是比国外慢,重症病人的生命周期基本是按照六个月算,对于癌症患者来说,每天都是在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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