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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养育二孩是个心理挑战
2018-09-06 09:21:46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煜之是个产科医生,整个医院里,只有产科的人才是带着喜悦进出。当然,也会看到人世间的种种。

煜之记得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开放后,许多在计划生育时期压抑了二孩需求的家庭开始集中释放。他们中的许多将二孩视作释放生男需求的工具。当年,他所就职的上海某公立医院出现了一波高龄产妇生育潮,科室里来的女性多为三四十岁以上,到了临产这一环,孕妇们几乎都已经从小医院或私立机构处知道了孩子的性别。到了今年,煜之医院里每个月的男婴出生数量都高于女婴。

农耕文明催生的重男轻女虽遭到了现代化价值观的冲击,但短期内无法消除。关于如何辨别二孩性别的帖子在妈妈群和搜索引擎中如今依然随处可见。而当第二个孩子是儿子时,四口之家则容易全体背上沉重的情感负担。

1978年,“计划生育”正式写入宪法,独生子女成为许多家庭不情愿也无力违抗的一条政策。也有反叛者冒着极大风险去生育二孩,但过程极为艰辛。2016年,中国放开二孩,然而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生育观念的变化和社会压力的挤压,让生育二孩同样不易。

但有比钱更复杂的东西左右着生育二孩后的生活。

中国关于二孩的讨论很多。前阵子,《新华日报》所发布的一篇“建立生育基金”的评论,再次将该话题推向风口浪尖。80后、90后眼下正适龄生育,这批新晋父母跃跃欲试,却又茫然、恐慌。2018年,有1.15亿个独生子女独自长大,欠缺与亲兄弟姐妹共处的能力,也无法从自己的父母身上习得养育两个孩子的经验。

因此,困于生存难题的赤贫家庭、女婴足月引产、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反二胎联盟”等都开始在媒体上出现。但这真的是二孩家庭的全貌吗?

事实上,在由独生子女向多子家庭转型的档口,那些未经污名化的寻常家庭更值得被注视。

   

如今二孩家庭的不安,有很大成分来源于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后续影响。《金融时报》撰稿人刘海宁曾在《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代》中写道,“一胎化政策对中国人的影响需要更长时间来消除。”

菲利普布鲁(Phillip Blue)出生于一个美国的中产家庭,父亲是伯克利大学教授,而他是家里的二儿子。1987年的一天,他诞生在父母和姐姐的注视下,在之后的数年里,父母把大部分关注度都放在了他身上,这导致姐姐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30年后,布鲁上任芝加哥怀特研究院的心理学博士,成为了中美家庭问题的研究者。“毕竟我就是个二胎。”布鲁说。他深知从2013年施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之后,中国新兴家庭所要面临的问题,可能将极大地影响整个社会的命运。

家住成都的王欣雨就用了28年来亲历这个过程。11岁那年,她才发现自己有一个只比自己小一岁的亲弟弟,而这个自己素未蒙面的男孩被父母“藏”在湖南长达10年。但这么长时间,父母从未对她坦露过一丝一毫。

他们后来解释,因为她是女儿,他们始终怕伤害到她的情感。

王欣雨出生在1990年,一个独生子女扎堆出生的年份。父母为60后,经历过国家动乱、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他们自己多生于多子家庭,却受到老一辈传宗接代和男女平等思想的双重影响,内心颇为挣扎。

承上启下的工作总是不好做的,但还是有不少夫妻出于孝道选择屈从家族期待。王欣雨的弟弟就是这么来的,在她出生那天,护士把她从产房里被抱出来时,奶奶叹了口气,连接过襁褓都不愿意。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后,皆大欢喜的弟弟的出生。

再生个儿子是奶奶下的强制命令,不然就让父母离婚。母亲是在王欣雨出生三个月后再次怀孕的,但计划生育当前,二胎随时会砸掉父母的饭碗,还会导致一大笔罚款。

王欣雨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在国企工作,儿子的生育和交接只能全程打游击战。母亲90多斤,日日穿着宽大的衣服,到了实在藏不住了,只有请假到农村的姑奶奶家住。临盆也必须偷偷摸摸,儿子刚在产房里落地没俩小时,在医院工作的姑姑就催着嫂子“逃命”。

由于姑父是部队上的干部,有一个生第二胎的名额,弟弟王梓维就此被交接给姑姑抚养。而在公安局工作的爸爸则要负责将妈妈从医院运回姑奶奶家坐月子。他骑上一辆摩托车,将老婆藏在从车顶垂下的斗篷里,把车飙得像在追捕逃犯。

数月后,他们带着女儿离开了湖南。一直到2001年,计划生育没当初抓得紧了,妈妈才敢把儿子从姑姑家接到身边。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向刚上初一的女儿解释,在数月中,她都骗女儿说,这是姑姑家的儿子。

王欣雨不傻,弟弟迟迟不走,她猜到了真相。为了证明是自己多想,王欣雨翻箱倒柜地找出了自己的独生子女证明,把这个盖着蓝章、白纸黑字的小本拿给父母对质,却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她也开始把气撒在弟弟身上,“要是没有你就好了,是奶奶要你,爸爸妈妈不要你!”有时弟弟说不赢她,只能复述姐姐的话。王欣雨回:“你这个没有创意的蠢货!”

这场回归动摇了家庭内部原本稳固的关系。姐弟的相处并不顺利,王梓维的到来让一直以为自己是独生子女的她顿感晴天霹雳,“周围的同学都是独生子女,我和大家不一样了。”

父母的教育方式也开始陡然分化。他们错过了儿子的童年,也不知道该如何调和儿女的关系,只有选择自以为正确的方式——男孩要散养,女孩要富养。

王梓维刚到家里时有些爱哭,性格柔弱,这让当过兵的爸爸接受不了。他怪奶奶把儿子惯坏了,于是用最激进的方式去调整他积累的“坏”习惯。

儿子晕车,父亲故意带他开了一整天,让他一次吐个够,王梓维在座位上难受得眼泪流了一脸,却不敢哭出声来。王梓维还怕坐飞机,某年春节,父亲开车带着老婆女儿回湖南省亲,只给儿子买了机票。

相反,王欣雨的成长却是有求必应的。父母对她的零花钱从不加以限制,高中时,她花掉1000块,弟弟只有500;毕业后,家里给姐姐全款买了房,却只同意给弟弟负担首付。外人看不懂,说“你们家真奇怪,别人都偏向儿子。”

王欣雨知道,这是父母为了弥补当年重男轻女的后遗症。她常听母亲说:“如果我们再不多爱你一点,你多可怜啊。”但这种差别对待却一而再拖慢她和弟弟缓和关系的步伐。一次,母亲看到弟弟的日记本没上锁,瞄到一句:“所有人都只对姐姐好,好像只有姐姐是亲生的。”

这些幼年问题即使在长大后得到了缓解,也常常因结婚后外人的介入而卷土重来。每每面对不满的弟媳、始终站在自己这边的母亲、左右为难的弟弟,王欣雨解决家庭纷争的方式都是逃跑。

如今,她在父母给她买的房子里单独居住。她说自己还是没学会做一个姐姐。

   

在欧美,“Birth Order”,即出生次序,长期以来被作为心理学和家庭社会学的重点课题来进行研究。在心理学家Alfred Adler看来,儿童性格的形成其实更依赖于他们承担的角色,而不是性别。1974年,高尔顿发现英国科学家中长子比例较高。1999年,Frank J. Sulloway论证了长子与次子的人格差异,是源于父母的教养方式。

长子通常会肩负一部分教育弟妹的责任,这使他们自然地站在父母的同侧,成为了规矩的守卫者。但当父母缺乏主动沟通的能力,也无法引导两个孩子的相处时,长子和次子则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落,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从而增加家庭纷争。

布鲁指出,这恐怕是中国独生子女一定会面临的问题。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无法像二孩那样去平衡父母的关注,而这也不利于父母实现人生角色的转变,他们也容易陷入对自我价值的诘问中。

Parents网站的一篇文章《成为二胎家庭》中写道,无论你和多少人交谈,或者读了多少本书,都永远不会为从嘻嘻哈哈的一胎妈妈坎坷过度到憔悴的二孩妈妈做好充分准备。对于许多人来说,生育第一个孩子难在接受自己成为父母,而生育第二个孩子最困难的部分,在于说服自己重复这个过程。海伦对此深有体会,这四年里,她正感到自己一点一点失去了人生。她有两个儿子,大的3岁半,小的100天,都处在没法撒手不管的阶段。

早上5点,二宝喝奶;7点,大宝起床,8点吃饭,9点学英语,10点陪玩;小儿子每3个小时喝一次奶,半夜啼哭,24小时里的每一秒都被死死填满。她一天里唯一的空闲时间,是趁着大儿子上幼儿园、小儿子母亲帮忙照料时,去做一个瑜伽。

海伦和大宝、二宝

如果没有孩子,海伦不会辞掉工作,去做一名全职妈妈。她一直是争气的女儿、体贴的妻子,一口气读完硕士后结婚生子、陪伴丈夫赴美读博、又回国发展。她原有个学术梦想,但因为孩子的相继出生,而被打断。

丈夫要养家,因此很少过问家庭事务,她自己解决大多数生活难题。常常是哥哥在一边喊妈妈,小的也开始哇哇大哭,最棘手的是碰上一个孩子生病了,迅速导致两个孩子交叉感染,她只能手忙脚乱地扛着他们一起去医院。

医院是每个母亲的“炼狱”。她们在这里遭遇生产时的身体之痛,又要面对孩子生病时的心急如焚。海伦记得大儿子出生时得了脑膜炎;小儿子出生时又有新生儿脓血,熬过去后也没消停,吃饭被鱼刺卡、感冒了、发烧了......医院成了第二个家。

“只有一个孩子时,年轻妈妈还可以保留许多自己的生活方式,出去吃饭或度假并不难,但第二宝宝会令你设法维持的自由感消失殆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儿童慈善医院心理学家,堪萨斯城医学院儿科教授Edward Christophersen坦言。

二胎延长了母亲的焦虑期。海伦不是没有犹豫过,三年前第一次当妈妈时,她在产房里足足疼了20几个小时。疼痛感持续到了月子期,她觉得自己有了抑郁倾向。

这让她一度放弃了和丈夫结婚时制定的二胎计划。“反正第一胎是儿子,婆婆也不会说什么,妈妈也心疼我。”台阶找好了,但还是纠结:她是独生女,几年前亲人的去世令她感受到亲情的易逝,她想要多一些陪伴。

说服自己再生一个花掉了两年多时间。最后她告诉自己,二胎只是复制一遍走过的路,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结果备孕过程依然琐事缠身,为了照顾大儿子的情绪,她给大儿子买了一个小娃娃,终日让他抱着,一边忙着去南京的公共图书馆里借绘本给儿子看。绘本上画着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插图小框里写着:“妈妈要有新宝宝了。”

“是啊,又有新宝宝了。”这真值得高兴,但每每说到成功的女性或者梦想这个话题时,她还是有些失落。网上有不少教二胎母亲放松的帖子写道:处理那些不可避免的挫折感应该怎么办?深吸一口气吧,你知道这会过去,五分钟,就让水槽里的脏盘子浸泡着,这样就可以放松一下。但似乎也没什么作用。

“我出国去读个博吧?”、“我什么时候能回归职场呢?”、“孩子这个大事解决了,我应该能在30多岁的赛道赢一把吧?”……她有时一遍一遍询问丈夫这些问题,即使他们极少就此事上达成过共识。

   

丈夫如今更想要留在南京发展,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肩上也有重担。事实上,每多一个孩子,伴侣间的关系也会因此受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彼此分给对方的时间和精力都更少了。

据2002年Attitude Press发表的研究显示,许多新妈妈都会感到沮丧,并希望他们的配偶能满足需求,但结果往往徒劳无功。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下更为明显,尤其是,当父亲是那个更主要的生活条件供给者时,他们也承担着更大的现实压力。

医疗和教育是两座大山。海伦的大儿子得脑膜炎时,家里一共花掉了四万,医保报了一万。两个孩子一个月的零食和吃饭钱近1万元,出去玩,光是父母照顾不过来,加上姥姥姥爷等,基本所有的消费都要乘以四倍以上。

而抚养两个孩子的成本,只会跟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南京的房价如今涨到了3、4万,学区房更贵。“为了省掉了一个兴趣班的开支,她自己上阵教起了英语。

没为省钱动过脑筋的二胎父母不足以谈人生。在北京,身为年轻法官的林麟在家里却像个账房,在妻子怀上老二后,他总结出了一套妙招,关键在于如何废物利用、减少浪费,以降低边际成本。正所谓一胎照书养,二胎当猪养。

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林麟留下了刚刚淘汰下来的大女儿旧衣服、妈妈用来消除妊娠纹的油,这些都可以接着使用。消费还可以分档: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就尽量用最好的;易坏品可以挑便宜点的来;如果考虑到二胎也能用的,就买好一点的。

“我觉得养育是因人而异的,你是什么经济实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林麟觉得,如今二胎家庭的焦虑,大部分是因为商业社会的裹挟。这种恐惧来源于社会对跨界层培养孩子氛围的渲染,“因为养育成本较高,而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了几十年,大家习惯了一个人,也没有带多个孩子的经验,因为未知,所以恐惧。”

这样一年下来,大女儿婴儿时期的花销为2万左右。林麟把多余的钱用来请保姆,以减少妻子的负担。他有个“老公决定论”,意思是女性生孩子、带孩子都比较辛苦,如果男的还不愿意帮忙,老婆的二胎生育意愿肯定下降。”

这催促着他从买婴儿床到餐饮搭配、陪玩、说故事,都自己张罗。没应酬的时候,他教女儿画画,给她洗澡,收拾好抱上床,交接给负责哄睡的妻子。如果不是女儿必须抓着妈妈的头发才能睡着,他也愿意代劳催眠的环节。

很快法院里的同事一遇到买房子、生孩子的事,都跑来咨询他。

   

“因为生育是一件风险蛮大的事情,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煜之说,而这种风险从怀孕阶段将一直延续,“没有丈夫,产妇在病床上发生任何事,谁来帮你做决定?”

没有谁能比产科医生更体会到生产的痛苦。煜之记得,自己刚刚开始接手剖宫产手术时,他从划肚子开始、打开子宫......再把肚子灌回去,每一步都倍感紧张,光是缝皮,进针出针到打结,手生和过高的重复动作,都会决定一个女性留下疤痕的样子。

“妇产科很辛苦,所以喜欢男医生。”煜之说。

一般来说,医生不会建议第一胎剖宫产的女性在第二胎时采用顺产。中国对于两胎之间的间隔年限规定得比较保守,通常为一年以上。小于这个数字,大于5年—10年,并发症的概率都会增高。理想的是母亲在第一胎后恢复月经两三个月,才可以怀孕,这样到了第二次生产时,宫颈还未完全恢复,生得会比较顺畅。

由于生产和抚养的不易,2018年,当受到计划生育管控的人释放掉了需求,生二胎的人数又有了显著的下降。煜之看到,今年上海在床位等医疗资源上较为充足,已经没有了新政刚开放时的景象。

但是,生二胎也绝不是洪水猛兽。“如果能将两个孩子的年龄差控制在3岁以内,其实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让他们学会彼此照料,而不是像独生子女一样因获得了过多关注而变得自私。”布鲁说。

布鲁是Alfred Adler和Sulloway理论的支持者,他表示在重男轻女思想并没有那么严重的美国大城市,哥哥和姐姐的角色也都更接近于父母,和中国一样。而当长子顺利度过低迷期后,会拥有更健康的心理状态,他们去发现生活中还有更多其他美好。

2014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表示,拥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幸福感最高。父母看着两个孩子互相打闹和嬉戏时,能够极大地纾解成年人的心理压力,但如果还有第三胎,这种幸福感又会回到解放前。

一个独生子女家庭出生的母亲就此解释道:“独生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都更为亲密,这会导致他们失去父母后的心灵处境更加艰难,而三胎又太多了。”

目前来看,大多数家庭关于二孩的期待都是一儿一女。这是一个传统观念、个人情感和生养成本综合考虑后的折衷方案。“有一儿一女肯定更好呀?但没必要过分强求。”排除极端家庭,普通城市居民在性别选择上也都可以接受“顺其自然”的结果。

林麟说,知道第二个孩子也是女儿那天,妻子大哭了一场,比他还要激动。但对于一位26岁的父亲来说,无论男女,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最为意义重大。正是在那一天,他才真正从男孩变成男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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